蔡元培/文文化是要实现的，不是空口提倡的。文化是要各方面平均生长的，不是畸形的。

文化是活的，是要时时举行的，不是死的，可以一时停滞的。我没有受过正式的普通教育，曾经在德国大学听讲，也没有结业，那里配在学术讲会开口呢？我这一回到湖南来，第一，是因为杜威、罗素两先生，是世界最著名的大哲学家，同时到湖南讲演，我很愿听一听。第二，是我对于湖南，有一种特别感想。我在路上，听一位湖南学者说：“湖南人才，在历史上比力的很寥寂，最早的是屈原；直到宋代，有个周濂溪；直到明季，有个王船山，真少得很。

”我以为蕴蓄得愈久，生长得愈广。近几十年，已经是湖南人生长的时期了。

可分三期视察：一是湘军时代，有胡林翼、曾国藩、左宗棠及同时死战立功诸人。他们为满清政府努力，消灭太平天国，虽受革命党肤浅，然一时代人物，自有一时代眼光，欠好过于责备。他们为维持地方秩序，掩护人民生命，阻挡太平，也有片面的理由。

而且清代经康熙、雍正以后，汉人信服满人几出至诚。直到湘军崛起，表现汉人能力，满人的信用才丧尽了。这也是间接促成革命。二是维新时代，梁启超、陈宝箴、徐仁铸等在湖南设立时务学堂，养成许多维新的人才，戊戌政变，被害的六君子中，以谭嗣同为最。

他那思想的自由、眼光的远大，影响于后学不浅。三是革命时代，辛亥革命以前，革命党重要分子，湖南人最多，如黄兴、宋教仁、谭人凤等，是人人知道的。厥后洪宪一役，又有蔡锷等恢复共和。已往的人才，已经如此热闹，未来宁肯限量？此次驱逐张敬尧以后，励行文治，且首先举行学术讲演会，表现凡事推本学术的宗旨，尤为难过。

我很愿来看看。这是我所以来的缘故。

已经来了，不能不委曲说几句话。我知道湖南人对于新文化运动，有极高的热度。但希望到会诸君想想，那一项是已经实行到什么水平？应该什么样的求进步？文化是人生生长的状况，所以从卫生起点，我们衣食住的状况，较之茹毛饮血、穴居野处的野生番，虽然是进化了。可是我们的着衣用饭，果真适合于生理么？偶然有病能不用乩方药签与五行生克等迷信，而用医学药学的原理么？居室的光线空气，足用么？都会的水道及沟渠，已经整理么？门路虽然平坦，但行人常觉秽气扑鼻，可以不谋革新么？卫生的设备，必须经费，我们不能不遐想到经济上。

中国是农业国，湖南又是产米最多的地方；俗语说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，可以证明。但闻湖南田每亩不外收谷三石，又并无副产。

不特不能与西欧新农业比力，就是较之江浙间每亩得米三石，又可兼种蔬麦等，亦相差颇远。湖南富有矿产，有铁，有锑，有煤。

工艺品如绣货、瓷器，亦皆有名。现在都还不大蓬勃。

因为交通未便，输出很不容易。考湖南面积比欧洲的瑞士、比利时、荷兰等国为大，彼等有三千以至七千启罗迈当的铁路，而湖南仅占有粤汉铁路的一段，尚未全筑。这不能不算是大缺陷。

经济的进化，不能不受政治的牵制。湖南这几年，政治上苦痛，终算受足了。

幸而归到本省人的手，大家高唱自治，而且要从确定省宪法入手，这真是湖南人未来的生死关头。颇闻为制宪机关问题，各方面意见差别，此事或难免停顿。要是果有此事，真为惋惜。

还望大家为本省全体幸福计，相互清除党见，协同举行，使省宪法得早日产出，自然别种政治问题，都可迎刃而解了。近年政治家的纠纷，全由于政客的不道德，所以不能不兼及道德问题。道德不是牢固的，随时随地，不能不有变迁，所以他的尺度，也要用归纳法求出来。

湖南人性质沉毅，守旧时虽然守得很凶，趋新时也趋得很急。遇事能卖力任，曾国藩说的“扎硬寨，打死仗”，确是湖南人的美德。

但也有一部门的人似带点夸大、执拗的性质，是不行不注意的。上列各方面文化，要他实行，非有大多数人相识不行，即是要从普及教育入手。罗素对于俄国布尔塞维克的不满足，就是少数专制多数。但这个专制，是因多数未受教育而起的。

凡一种社会，必先有良好的小部门，然后能集成良好的大团体。所以要有良好的社会，必先有良好的小我私家，要有良好的小我私家，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。

教育并不是专在学校，不外学校是严格一点，最初自然从小学入手。各国都以小学为义务教育，有定为十年的，有八年的，至少如日本，也有六年。

现在有一种人，不满足于小学教育的普及，提倡普及大学教育。我们现在这小学教育还没有普及，还不猛进么？若定小学为义务教育，小学以上，尚应有一种补习学校。

欧洲此种学校，专为已入工厂或商店者而设，于夜间及星期日授课。于普通国语、数学而外，备有种种职业教育，任学者自由选习。德国此种学校，有预备职业到二百余种的。国中有一二邦，把补习教育划定在义务教育以内，至少二年。

我们学制的乙种实业学校，也是这个用意，但仍在小学规模以内。于已就职业的人，未便补习。鄙意补习学校，还是不行省的。

进一步，是中等教育。我们中等教育，天职两系：一是中学校，专为结业后再受高等教育者而设；一是甲种实业学校，专为受中等教育后即谋职业者而设。学生的父兄沿了科举时代的习惯，以为进中学与中举人一样，不筹未来能否再进高等学校，姑令往学。及中学结业以后，即令营生，殊觉毫无特长，就说学校无用。

有一种教育家，遂想在中学内里加职业教育，不知中等的职业教育，自可在甲种实业学校中增加科目，改良教授法；初不必破坏中学本体。又现在女学生愿受高等教育的，日多一日，各地方收女生的中学很少，湖南止有周南代用女子中学校一所，未来或增设女子中学，或各中学都兼收女生，是不行不实行的。再进一步，是高等教育。德国的土地，比湖南止大了一倍半，人口多了两倍，有大学二十。

法国的土地，比湖南大了一倍半，人口也止多了一倍半，有大学十六。别种专门学校，两国都有数十所。

现在我们不敢说一省，就全国而言，只有国立北京大学，稍为完备，如山西大学，北洋大学，规模都还很小。尚有外人在中国设立的大学，也是有名无实的居多。

以北大而论，学生也只有两千多人，比力各国国都大学学生在万人以上的，就差得远了。湖南原来有工业、法政等专门学校，近且筹备大学。

为提高文化起见，不行不生长此类高等教育。教育并不专在学校，学校以外，另有许多的机关。第一是图书馆。

通常有志念书而无力买书的人，或是孤本、抄本，极难过的书，都可以到图书馆研究。中国各地方差不多已经有图书馆，但往往止有旧书，不添新书。而且书目的体例，取书的方法，借书的手续，都未便利于念书的人，所以到馆研究的很少。

我听说长沙有一个图书馆，不知道内容什么样。其次是研究所。凡大学必有种种科学的研究所，但各国为便利学者起见，经常设有独立的研究所。

如法国的巴斯笃研究所，专研究生物化学及微生物学，是世界最著名的。美国富人，经常创捐基金，设立种种研究所，所以工艺上新发现许多。我们北京大学，虽有研究所，但设备很不完全。

至于独立的研究所，竟还没有听到。其次是博物院。有科学博物院，或陈列种种最新的科学仪器，随时公然讲演，或按着进化的秩序，自最简朴的器械，到最庞大的装置，循序渐进，使人一览了然。

有自然历史博物院，陈列矿物及动植物标本，与人类关于生理病理的遗骸，可以见生物进化的痕迹，及卫生的需要。有历史博物院，根据时代，陈列种种遗留的古物，可以考见本族渐进的文化。有人类学博物院，陈列各民族日用器物、衣服、装饰品以及宫室的模型、民俗的照片，可以作文野的比力。有美术博物院，陈列各时代各民族的美术品，如镌刻、图画、工艺、美术，以及修建的断片等，不光可以供美术家的参考，并可以提起普通人优美高尚的兴趣。

我们北京有一个历史博物馆，但陈列品很少。其余还没有听到的。其次是展览会。

博物院是永久的，展览会是暂时的。最通行的展览会，是工艺品、商品、美术品，尤以美术品为多。或限于一个美术家的作品，或限于一国的美术家，或征及各国的美术品。其他特此外展览会，如关于卫生的、儿童教育的，还多。

我们前几年在南京开过一个劝业会，迩来在北京、上海，开了频频书画展览会，其余殊不多见。其次是音乐会。音乐是美术的一种，昔人很重视的。

古书有《乐经》、《乐记》。儒家礼、乐并重，除墨家非乐外，古代学者，没有不注重音乐的。

外国有专门的音乐学校，又时有盛大的音乐会。就是咖啡馆中，也要请几小我私家奏点音乐。我们全国还没有一个音乐学校，除私人消遣，照演旧谱，婚丧大事，举行俗乐外，并没有新编的曲谱，也没有普通的音乐会，这是文化上的大缺点。其次是戏剧。

外国的剧本，无论歌词的，白话的，都出文学家手笔。演剧的人，都受过专门的教育。除了最著名的几种古剧以外，时时有新的剧本。

随着社会的变化，时有适应的剧本，来表现一时代的感想。又揭晓文学家特此外思想，来改良社会，是最重要的一种社会教育的机关。

我们各处都有馆，所演的都是旧剧。迩来有一类人想改良戏剧，可是学力不足，意志又不坚定，反为旧剧所同化，真是可叹。至于影戏的作用力，与戏剧一样，传布更易。

我们自己还不能体例，外国输入的，又不加取缔，往往有不正当的片子，是很有流弊的。其次是印刷品，即书籍与报纸。他们那种类的单复，销路的多寡，与内容的有无价值，都可以看文化的水平。贩运传译，虽然是文化的助力，但真正文化是要自己缔造的。

以上将文化的内容，简朴的说过了。尚有几句紧要的话，就是文化是要实现的，不是空口提倡的。

文化是要各方面平均生长的，不是畸形的。文化是活的，是要时时举行的，不是死的，可以一时停滞的。

所以要大家在各方面实地举行，而且时时刻刻的努力，这才可以当得文化运动的一句话。蔡元培（1868-1940）蔡元培（1868年1月11日－1940年3月5日），字鹤卿，又字仲申、民友、孑民，乳名阿培，并曾假名蔡振、周子余，汉族，浙江绍兴山阴县人，原籍浙江诸暨。革命家、教育家、政治家。

民主进步人士，国民党中央执委、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。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。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，革新北大开“学术”与“自由”之风；1920年至1930年，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。他早年到场反清朝帝制的斗争，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律——《大学令》。

北伐时期，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，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、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，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革新。1927年到场提倡“护国救党运动”，认为应当清党但阻挡杀人。

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，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。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、考察，研究哲学、文学、美学、心理学和文化史，为他致力于革新封建教育奠基思想理论基础。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。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。

孟云飞转编自《北京大学日刊》，1921年2月14日。